牙齒小姐說說話

說明：
〈親愛的臺灣〉是中國時報2001年刊載的原版本，經修訂後，標題
重定為〈身分〉，收錄於2007年散文集《甜美的剎那》。

親愛的臺灣
◎柯裕棻

　　曾經有幾個場合，身分問題在我腦子裡翻騰，像個沈寂多年突然發作的熱病。我如此大膽以疾病做為身分的隱喻，因為它使我一反常態的發熱、激動或害怕。奇怪的是，這幾次發熱或恐懼都和省籍或認同政治沒有什麼直接關連。在省籍政治裡我可以非常安然拿出戶口名簿籍貫的彰化市作為屏障，理所當然宣稱我的存在是有百年的在地歷史做後盾的；在認同政治裡，有更多的理論提供發言立場，可以讓人機警地找到可攻可守的位置。

　　所以我和臺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一樣，能夠非常奢侈不必擔心省籍、認同或者政治變化會危害我的生存權。我的身分問題反而來自土地和血緣。土地和血緣其實未必如很多人想像的那樣與認同有自然的關係，這關係其實一點兒也不自然，最多也只能說是「被合理」了，或者說，這種聯想在「政治上很自然」，可是政治和自然這兩種觀念根本是互斥的。

　　我曾在美國北部某個冰天雪地的小城留學七年，這漫長而且死氣沈沈的七年悶出許多不忍卒睹的回憶。我最後終於拿到學位離開時，咬著牙對漠漠冰野發誓，如果今生還會因為任何不得已的因素回到那小城，我的人生必然失敗。在那七年裡，我將臺灣剪貼成一組美麗的記憶，清爽的七夕夜晚穿著拖鞋去夜市撈金魚，中元節的黃昏家家戶戶燒紙錢的煙霧，中秋節坐在院子裡，桂花樹邊冰涼得發痛的石椅上，烤肉吃月餅，除夕午夜放鞭炮的火花和硝煙味，梅雨季裡芭蕉抽芽的青綠，夏日午後大雨過後，空氣中瀰漫的土壤的氣息，鳳凰花裡的蟬鳴像整座山都在呼喊，深夜紡織娘的低鳴像星星轉動的聲音等等。想到這些鮮明的片段，異鄉的清教徒文化那種拘謹冷淡和北地荒野似的空乏就不能淹沒我。

　　可是我同時也知道，有些朋友剛好反過來，離開臺灣時他們發誓再也不要踏上這島，如果他們還得再回來，表示他們沒有成功。其實我對這種破釜沈舟的抱負也不吃驚，幾十年來持續進行的移民風潮使得大家都明白，想要離開這個社會的原因不論是教育、治安、經濟或政治，都理由充分。有些朋友移民北美或南美、紐澳、東南亞或日本，有些成果輝煌嫁到歐洲大國去，而這幾年甚至移居上海和香港的人也開始洋洋得意了。我明白他們的心情，可是我還是想回來。朋友說我不理解離散理論，說我有原鄉情結。

　　剛開始我還否認。初抵美國中西部大平原時，沒有邊際的地平線簡直如永恆一樣讓人懊惱。我買了一輛腳踏車騎出小城，在完全沒有山緣或海線的地景中前行，兩邊的玉米田一再重複像那種不斷跑回原點的惡夢。我很快就迷路了，我以太陽的方位判斷方向，可沒想到北地的太陽始終是偏的，我可不能等到夜裡星星的出現來引路。後來指點方向的老太太問我怎麼迷路的，我說我來自多山的海島，習慣以山和海的位置為指標。

　　另一次和兩個美國朋友去看實驗電影，那電影拍得很實驗，主題恐怕是人生的意義，但也很有可能是其他的玄機，我們都十分困惑。我正昏昏欲睡時，一個海洋的鏡頭彷彿一道強光刷地打散了我墮落的睡意。

　　我指著銀幕對旁邊的朋友說：「嘿，那是臺灣。」

　　兩個朋友，一個來自蒙大拿，和一個紐約猶太人都說：「妳確定嗎？這是有關加州的電影。」

　　但那個鏡頭絕對不是。那海水漾動的姿態和浪花拍打的形狀，雲層堆積的高度，陽光閃爍的方式，青空的藍度，花崗岩烏黑的色澤，波浪的聲音和頻率，荒草之後木麻黃灰撲撲的表情，我記得如此深切，我夢過許多次了，每次我都不想醒來。我甚至知道影片無法傳達的風的味道和沙的溫度。那不會是別處，不是全世界隨便一個海岸，一定是臺灣東部而且不是花蓮或宜蘭。

　　我全身發熱，眼睛也熱了。是台東。

　　一直到電影結束我都發熱病似的，非常激動堅持那是台東，朋友也開始動搖了，我們瞪著片尾的一長串拍攝小組名單，直到發現一個拍攝小組果然負責臺灣台東，我們全傻在座位上。這導演根本不是臺灣人，電影劇情也和亞洲一點關係都沒有，竟會無緣無故出現臺灣的海濱鏡頭，而我竟然憑那兩三景就可以確切指認拍攝地點。

　　朋友問我為什麼。「因為我是台東長大的。」我說。那是我第一次明白「原鄉」情結是怎麼回事，家鄉土地的決定性意象，在身體裡牽動許多記憶的初始與回歸。

　　雖然我琅琅將這句話說出來，可是在台東長大曾經是個受到嘲笑的背景。這種困難與省籍意識那種標籤式的憎恨非常不同。我北上念大學時，最常被問到的幾個問題就是，「那裡有電嗎？」或「妳爸爸是酋長嗎？」或「妳考大學有沒有加分？」等等。我必須假設這些問題是誠實沒有惡意的，同時發展出幾個公式性的答案。

　　我後來發現，那種帶著都會自大態度的人，其實只是要展現他自己從沒去過所謂邊遠地區這種莫名的文化優勢，以他對台北之外的無知為傲，彷彿這種想像的優勢可以使他和臺灣過去的貧困脫離關係，並以一種超越的立足點俯視他想像中未開發的蠻荒。換句話說，因為我被想像成歷史中的野人，他才得以藉此切斷他與台北之外的臺灣的關係，證明他是文明的台北現代人。「可是台東不遠哪，臺灣這樣小。」我說。得到的答案是：「沒有麥當勞的地方我都覺得遠。」雖然
台東也有麥當勞，我父親正好在台電上班，而且我考大學也沒加分，但這不是什麼挾洋自重的發展指標競賽，我通常還是結束談話免得我把薯條丟到對方臉上。

　　有時候，不熟的人剛發現我的成長地是台東時，會面帶疑慮地問我：「妳該不會是原住民吧？」我完全理解那種疑慮和小心翼翼的口氣是為什麼，彷彿不妥當的異質存在是個需要小心處理的話題，而那否定問句的文法也著實顯露他的族群不安。如果我是原住民也許話題就此陷入沈默，而他們的認知會失衡一點，可是很不幸地，「我不是，不過，我知道天后張惠妹是喔。」我會笑著這麼說，就此略過那塊土地上原漢之間血淚斑斑的過去。

　　初初北上那幾年我實在不能明白，這麼小的島，繞一圈只要幾天，南北問題和前山後山之分竟以如此無知的方式一再複製，並且以這樣橫霸的態度拒絕承認。現代化對於台北而言是個著急躍進的過程，台北只想跳入世界，台北之外的臺灣於是成了尾大不掉的落後累贅。

　　如果可以，我相信有些台北人會說台北和臺灣沒關係，反而和上海有關係。然而，每年除夕夜台北就幾乎成了空城，一半以上的人口都迤邐著車尾的紅燈，在推推擠擠的公路上排成貫穿南北的大車陣，從每個交流道南下返鄉。

　　另外一個朋友告訴我他的身分困擾，他去參加某個國際性的臺灣問題研討會，會中多數的人以台語和英文發表論文。朋友不會講台語只好以中文交談，他因此受到與會人士的指責要求他用母語發言，朋友便沈默了。我說：「哎，你應該告訴他們你是客家人的。」朋友說：「他們難堪之後只會更恨我而已。」我們都嘆一口氣，話題也就陷入沈默。

　　我能夠體會這種必須閉嘴的場合，尤其是近幾年文化哈日風和政治親日議題喧鬧不已的時刻，我都再三提醒自己閉嘴。我母親的母親，也就是外婆，是日本人的這個事實，忽然間需要重新思考定位。通常在沒弄清楚交談者的政治立場之前，我絕不輕易洩漏這個事實，以免對方難堪。我從小就知道外婆是日本人，她和外祖父抱著小孩從滿洲國的大連逃到臺灣，而母親是中日混血的外省人，可是直到這幾年這事實才轉變成別的某種意涵，我也才明白這逃過難的血緣有許多附
加的政治意義。

　　臺灣的戶籍系統一向以父系認同為標準，我可以不假思索省略母親的系譜，而母親也可以照樣略過她的母親，這一切被刻意忽視之後我們的標籤會更穩固。我們可以很方便地把母親從我們的身分之中流放，讓她們繼續在戶籍系統中躲起來以免災厄。女性的存在和來歷一向都無足輕重，她們的經歷和身分只有從一個父權系統轉到另一個父權系統時才有意義。在目前幾乎有著血緣狂熱的臺灣社會，身分問題全靠血緣和戶籍解決的時刻，我時時告誡自己應該噤默不語，藏匿這
兩個至今仍然在我血緣之中輾轉逃難的女人。

　　其實我早就無知地這麼做了，我常常忘記母親是外省人，母親因為各種文化交織的家庭因素，中文台語和日文都說得不太標準。而且我知道父親也完全忘記了，父親在看時事評論的叩應節目時，總是情緒激動大發脾氣，感嘆臺灣一天不如一天，有時候憂國憂民氣急了乾脆說：「那些民國三十幾年才過來的人，把他們都送回去算了。」我們全家坐在客廳裡吃水果，絲毫不以為意，母親突然說：「啊，那我怎麼辦？」我們全都愣在沙發上，我們都忘記家裡只有她是逃過來的
。父親尷尬地說：「好吧，妳就隨便。」

　　種種因素使然，於是我就成了帶著原鄉情結而且發著熱病的沈默者了。

　　一直到去年，我在台北居住的總年數前後加起來終於超過七年，超過在美國那鬼地方居住的年數。台北人為的混亂當然很多，而下雨的時候也實在很多，造成更多的混亂。有個下雨的午後我和朋友從某個討論臺灣史的研討會淋雨走出來，全身濕透站在路旁，剛好聽見店家裡的收音機在報導某種疫病的災情和土石流等等。我忽然問朋友：「你覺得當年那些祖宗們為什麼認為到這裡來是個不錯的決定啊？是誰想到的啊？」朋友說：「他們當初沒什麼選擇吧。而且他們也沒想
到我們會搞成這樣。」

　　人說都市的時間流逝得無常，我卻活在奇異的緩慢裡，白駒過隙如果要形容時間飛逝的感覺，那很顯然我的時間白駒卡在那縫隙裡了。台北的夜晚如果不開電視，我便無從判斷夜的長度和深度。有時候，在失去時間感的晚上，我會想起在他鄉時曾經幻想過的那些臺灣意象，如今回想起來十分奇特，不知為什麼竟然帶點異國風情。我想那些不是失落的原鄉，而只是失落。

（刊於《中國時報》2001年08月13日）